明朝军卫制度改编和招汉兵，以绿旗为标志，以营为建制单位，因而得名，有骑兵、步兵、守兵之分，骑兵、步兵亦称战兵，沿江、海设有水师，绿营兵籍，皆注於册，由兵部管理，“骑兵拔於步战兵，步战兵拔於守兵，守兵拔於余丁，无余丁乃募於民”将官归兵部选任，“凡直省武职副将以上，列名具疏请补，参将以下，按月升选”，绿营仅有极少数驻京师，称巡捕营，隶属八旗步军营统领，其余分屯各省，依所辖地域之大小、远近、险要和人口多少确定兵额，列汛分营，“以慎巡守，备徵调”，绿营兵以“镇”为基本单位，作为全国各大镇戍区基础，设总兵1员，为镇主将，总兵之上设有提督，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各镇总兵；又有巡抚，其兼提督者有权节制各镇，巡抚提督之上，又设总督，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巡抚、提督和总兵，为该区域高军事长官。

　　各镇绿营兵按协、标、营、汛编制，总督、巡抚、提督和总兵，都各有直属亲兵，统称本标，分称总督标、巡抚标、提督标、总兵标，标辖2～5营，分称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后营，居中镇守，以备徵调，凡副将所属之兵称协，是协守要地部队，按防守地重要程度编配数十至千余人规模不等营，以守备地名命名，由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分别统领，次要地区设汛，每汛数人至数十人不等，由千总、把总统带，自提督以下，仅有统兵权，而无调兵权，其军令寄於总督和巡抚，兵权归於中央，遇有征伐，皇帝另简经略、参赞大臣统兵，调集各地绿营出战，事毕即解大臣兵柄，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，按年或月发一定银饷和米粮，八旗兵薪饷和武器装备均优於绿营兵，乡勇营184年鸦片战争以后，八旗兵与绿营兵已**不堪用，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，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“助剿”，曾国藩湖南募团丁为官勇，订营哨之制，粮饷取自公家，称湘勇或湘军，是乡团改勇营之始，继之，又有仿湘军制度建立淮军和各省勇营，及战事既毕，除曾国藩直辖湘军和其他一部分勇营遣散外，各省险要处仍以勇营留屯，称为防军，防军之外，又有练军，它从绿营选练而來，其营制饷章也全仿湘军，任务与防军同，这样防军与练军成为清朝主要武装力量，它们营制皆源自湘军，湘军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，5人为营，营辖4哨，哨辖8队，分由营官、哨官、什长率领，从两营至数十营设统领，兵必自召，将必自选，训练、指挥自主，粮秣薪饷自筹，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，每军只服从统将一人，营、军彼此独立，互不统属。

　　湘军制度之盛行，成为大清兵制一大变革，从此，“兵为将有”，中央兵权移于将帅。

　　这个时期军队武器装备和训练制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，洋务派开始学习西方军队建制，李国楼所组建“武堂”就是以湘军制度为基准，再次改制军队建制，把“督队官”提高到前所未有地位，督队官权力高于营官、哨官，有战时人事豁免权以及监督平时军队训练。

　　督队官由武堂直接管理和派遣，隐藏着险恶用心，就是要控制军队，而且是以皇帝名义，让朝廷挑不出毛病，看似皇帝亲卫军，其实就是想把一大批门生，安插进军队基层，只要他坐“武堂”首席学政宝座上够长，一大帮死心塌地门生，就能居于军队高位，军权无形中，就会成为他囊中之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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